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

——再读王国维

文章来源:《文汇读书周报》 作者:肖进 时间:2017年05月15日 字体:

■肖进

一个学者的学术人格之健全,在于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。现代学人从不同的学术向度与王国维相遇,体现出学术之火的薪尽火传,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之思想的宝贵。

1927年6月2日,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。清华园的知识分子无不悲痛。《吴宓日记》记载,黄节先生闻之,“大悲泣,泪涔涔下。谓以彼意度之,则王先生之死,必为不忍见中国从古代传来之文化礼教道德精神,今将日全行澌灭,故而自戕其身。”黄先生的担忧颇为契合陈寅恪的“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,均成抽象理想之通性,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”,这种不限于一时一地的文化观念,几乎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。两年之后,陈寅恪在《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》中再次从文化的视角定位王国维:“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,为此文化所化之人,必感苦痛,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,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;迨既达极深之度,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。”

近一个世纪过去了,除了那些特殊的岁月,王国维并没有渐行渐远,反而时时走进我们的视野。十几年前,我的一位老师说他最喜欢王国维:“那个保皇党,那个保守派,那个死要面子的人,那个临死一文不名的人……”是的,多少年来,文化人只要谈到王国维,无不心有戚戚。

对于王国维,最熟悉的可能就是他的学问“三境界说”。《人间词话》标举“三境界说”:“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,必经过三种之境界:‘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’。此第一境也。‘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’。此第二境也。‘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’。此第三境也。”当代学人中,陈平原的回应可谓悲壮:“既然曾经‘独上高楼’,也已经‘望断天涯路’,明白坟场后面不一定是鲜花,还没忘记‘有声音在前面催促我’,那就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’了。选择文学史研究,也就选择了寂寞与冷清,这一点将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日益显示出来。对于‘实迷途其未远’的年轻学子来说,明白这一前景,还愿意选择古老而苍凉的文史之学,确实当得上‘悲壮’二字。”陈平原从学术史的角度感受到学术研究之悲壮,还有学者从纯粹的学术人格上对王国维的学术精神进行阐发,同样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。容我再引陈寅恪那几句掷地有声的话:“士之读书治学,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,真理因得以发扬。思想而不自由,毋宁死了耳。”陈寅恪于此着意点出,一个学者的学术人格之健全,在于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。现代学人从不同的学术向度与王国维相遇,体现出学术之火的薪尽火传,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之思想的宝贵。

曾记得,十几年前的课堂上,我的一位老师半开玩笑地说,他对学生有一个基本要求,如果有学生报考他的研究生,他首先就要学生背陈寅恪的这段话,背不出来就不要来读他的研究生。老师的这番看似无心甚或有点开玩笑性质的话,其实大有深意。做学问的人,首先要培养的就是这种纯粹的学术精神: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。要有宽广的学术关怀。如果一个学者没有这种起码的学术精神,那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两脚书橱。我的老师由此意味深长地提出了对我们的学术要求,只是当时愚昧如我等在听课时只觉得好玩,没能往更深处去想,过后思之,每每惭愧不已。

王国维所处的清末民初,是一个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的转型时期。这个转型,体现在学术领域就是价值观念的转变,这一转变涉及到整个价值结构的变化:传统的价值观念在这个时期经过转移、整合、断裂,向新的价值观念转化。在这个过程之中,对终极价值的追问是首当其冲的问题。这成为那个时代的理想、信仰,或者说是学术追求的目标和境界。人,只要他存活着,就要有精神上的追求,这是每一个有学术理想的人所不能逃避的。古往今来,始终有一些哲人在思考这个问题,并试图给出自己满意的答案。

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,天朝崩溃,西潮涌入,以科学、民主、自由为代表的新观念充塞着人们的头脑。在五四一代人“矫枉”务要“过正”的努力下,传统被阻断、抛弃,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新名词新概念。诚然,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痛感中国的积弱而采取的一剂猛药,并希望由此把中国带入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世界。从较近的意义上看,这种“全盘西化”确实给近代中国带来了生气。无论在政治上、文化上还是军事上,中国都迅速甩掉了传统的东西,大步跟上了世界潮流。仅在文学上,现代西方分为几个发展阶段的现实主义文学、浪漫主义文学、象征主义文学等,几乎是同一时期涌入中国。有人说,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文学几个世纪的路程。而中国学者在接受这不同时期的思潮时似乎并不觉得困难。虽然这一切是一个转型期社会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,我们还是要明白:转型期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功利性。在一个功利性的社会环境中,要如何保有自己的精神追求,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。在二十世纪,可以说王国维是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追求的人。面对天崩地裂的大转变,他率先提出了终极价值问题,即如何摆脱实利的社会去获得纯粹的精神追求,拥有一个神性的精神空间。

本•安德森在《想象的共同体——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》中论及时间观念转变时曾认为,西方近代与中世纪时期时间观念的转型极为重要(在他是用十八世纪小说与报纸的结构为例论证它的重要性)。为什么呢?就是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,一个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新的想象形式。这一转型是天翻地覆的。想想吧,千百年来的世界观忽然改变了,眼前的世界不再是以前所熟悉的那个世界了。这是一种很大的震动,说它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也不为过。同样,进入二十世纪,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好像换了一个样子,科学技术发展名目繁多,显然这种发展是有些混乱的:一个旧的世界被砸碎了,而一个新的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。这又使人想到鲁迅那个著名的铁屋子的比喻:好好一间铁屋子,如果不把它打破,里面的人可能会“昏睡入死灭”,而如果打破了,则醒过来的人又无路可走,最终也仍是毁灭。对鲁迅自己而言,他掀掉了“铁屋子”,但一时又难以找到新的精神家园,所以只能是“过客”,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,在历史中间,在明暗中间,在冰与火之间,一个痛苦的灵魂在希望的虚无中抵抗着绝望的侵袭 。这姿态里有一种焦虑,实际上,在整个二十世纪,都存在着一种潜在的、普遍性的信仰或精神上的缺失:传统的东西被丢弃掉了,对新的或西方的思想还处于一个适应的过程中,这是一种混乱的状态。因此,转型期的当务之急是重建信仰。

王国维对人类的文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。他在接受西方哲学、美学理念的同时,又展开了对传统思想的重新检视,先后写出了《孔子之学说》《子思之学说》《孟子之学说》《荀子之学说》《老子之学说》《列子之学说》《墨子之学说》《周秦诸子之名学》等重要论文,为二十世纪中西哲学、美学的整合与融通,构建新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体系开创了先河。另一方面,他还梳理了从孔孟到宋明理学以来的文化路径,认为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政教化到礼教化的过程,即从孔子的“美育”核心到程、朱的“理学”核心的转变。这是一个异化的过程,而王国维的目标就是要回到美育的源头。《论语•先进》里曾点说:“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”(下转第二版)

夫子喟然叹曰:“吾与点也。”孔子春日里带着学生到郊外踏青春游之事,是多么和谐美好的一幅教育教学图啊。这种在游玩中学习的习俗,历代相沿不衰,特别到了唐宋,更是盛行。后来,又有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。那不正是最传统最精华的教育教学方法么?

王国维没有把学问看作是经国之大业,而是看作神圣的事业。经国之大业是功利的,不是精神的,只有精神的才是神圣的,“天下最神圣最尊贵而无当于世之用者,哲学与美学而已”,他的眼光同时还超出了一家一国的界限,看到了整个天下(世界):“真理者,天下万物之真理,而非一时之真理也。其有发明此真理(哲学家)或以记号表之(美术家)者,天下万世之功绩,而非一时之功绩也。惟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,故不能尽与一国一时之利益合,且有时不能相容,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。”

静夜独坐,依稀仿佛见到王国维的身影,恰在灯火阑珊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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